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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雷礼连连点头，苏泽的计算不错。

    苏泽又说道：“如果让工部在江南投资设厂，那似乎也不妥，江南又不纳商税，这炼钢厂都是用工商所得投资建造的。”

    雷礼点头，自然是这个道理。

    “朝廷可以批准这个项目，但是如果要从北方购买铁轨，江南铁路公司就要按照市价购买，朝廷不可能在这方面补贴。”

    “要么就由江南商人出资，在江南筹建炼钢厂，用炼钢厂的产出来建造铁路。”

    雷礼也觉得苏泽说的有道理，点头说道：

    “子霖说的有理，铁路建设也要按照市场价格来，朝廷总不能贴钱给所有铁路吧？”

    雷礼下了决心，苏泽说的没错，你江南要修铁路，京师自然不反对。

    但是修铁路的钱就要你江南自己募资了。

    如果要买北方的铁轨，就要按照市场价格来，朝廷也不能亏本帮着江南修铁路。

    次日，雷礼向皇帝上书，支持修建吴淞铁路，但是雷礼也在上书中列举了工部计算的修造成本，列明了如果从京师的炼钢厂运送铁轨去江南修造，十万元的股本不够建造的费用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，江南如果要修吴淞铁路，要么建造炼钢厂自己制造铁轨，要么用市场价格从北方购买，那吴淞铁路就要追加投资了。

    雷礼本来以为这是个简单的奏疏，却没想到引起了朝野非议！

    ——

    《新君子报》编辑部。

    “岂有此理！朝廷岂能如此重北轻南乎？”

    一名年轻的编辑，愤怒的举着文稿道，只不过他说一口的吴侬细语，没能让人感受到他的愤怒。

    《新君子报》是从沈思孝创办的《君子报》继承发展而来的，编辑部内很多都是当年沈思孝招揽的江南编辑。

    这个愤愤不平的编辑是苏泽的同乡，名叫陆季，苏州府人，上一次贡试落榜后就留在京师备考，后来被沈思孝招入了《新君子报》的编辑部。

    陆季的家族是太仓县的大地主，家族也有多人科举中第，在嘉靖朝还出过一名进士。

    《新君子报》的编辑，大抵上都是陆季这样的出身。

    陈于陛虽然是四川人，但是此时四川的文化昌盛，和江南在很多话题上颇有共鸣。

    四川士人同样也都是喜欢奢华瑰丽的文风，更重要的是四川的士绅势力也很强大，所以两边的士人走得很近。

    《新君子报》的办报风格，也更加倾向于士绅。

    所谓士绅，就是有功名的读书人。

    不过和做官的读书人不同，士绅一般指的是那些取得功名却没有出仕为官，或者致仕退休的前官员，这些人返回家乡，对地方政治拥有巨大的影响力。

    士绅一般不住在城里，他们依靠读书人在政治上的特权，就能拥有大量的土地。

    当然，士绅也不是都靠种田为生的，很多江南的士绅也会开设工坊，或者贩运货物，或者从事讼师等工作，但是土地依然是他们的根本。

    他们的特权除了读书人的身份外，更来源于他们垄断的乡野权力。

    江南的新官到任，都要和当地士绅打好关系，才能开展工作。

    如果士绅抵制，官府连税都收不上来。

    这些士绅本身也是预备官员或者前官员，他们拥有巨大的关系网络，联合起来可以倒逼官府。

    所以士绅的政治主张，最重要的就是“轻徭薄赋”，用后世的话，就是反对官府集权，要求所谓的“小政府”。

    《新君子报》在办报的时候，就和士绅关系很近，所以报纸风格也和士绅的立场一致。

    但正是这种倾向，让陈于陛等人骂完了之后，又觉得十分的割裂。

    他们支持“小政府”，反对官府干预，可是到了修铁路的时候，又责怪朝廷给的支持不够。

    正如江南士绅强烈反对商税，现在朝廷用一句“不缴商税”，拒绝在江南建造官办炼钢厂，你江南士绅怎么反驳？

    在具体问题上没办法反驳，只能拿出“歧视”的大招，将话题扯到南北对立上。

    陆季说道：

    “房山铁路能低价使用工部炼钢厂的铁轨，而江南铁路需高价采购？这难道不是朝廷不公？”

    “为何京师的炼钢厂，就是工部建造的，而我江南要建造炼钢厂，就要自筹资金？”

    “江南税收半天下！金花银更是泰半出于江南！朝廷却不愿反哺江南，是苛待功臣之地！”

    陆季说完，众编辑们发出欢呼声。

    紧接着另外一名中年编辑站起来道：

    “朝中东南籍贯官员都已经准备联署上书，此事朝廷不给个说法，绝不善罢甘休！”

    “陈总编！我们《新君子报》也应该写文抨击朝廷，呼应官员上书！”

    编辑部的气氛更加热烈，但是陈于陛却有些慌了。

    他的父亲是隆庆朝初期的阁老陈以勤，身为阁老之子，陈于陛是能看清政治风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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