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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范宽提前来到了大同会馆对面的茶馆，见到了族长范宝贤。

    上次两人谈过票号的事情后，范宝贤没有返回大同老家，而是留在京师亲自筹办票号。

    正如同范宽所预料的，京师、直沽、登莱三地的商业往来密切，票号业务出现后，迅速就推广开。

    早期金融业，就是一个信用变现的行业。

    大同范氏在同行中有影响力，又捏着《商报》，最初期的信任就有了。

    而商人往来于三地，携带大量的现银实在是不方便，用银票结算又方便又快捷。

    范宝贤稳扎稳打，先是让大同范氏的商人，用票号结算。

    然后是和范氏做交易的商人，也发现了票号结算的好处，也开始使用票号结算。

    大同范氏的票号一步步打响了名号，渐渐的山西籍的商人，都开始使用票号来结算。

    现在不仅仅是山西籍的商人，就连很多外省商人，也使用票号和山西商人做生意。

    范宝贤下一步的目标，就是争取让山西籍外的商人，也用范氏票号结算。

    等到了那时候，大同范氏就不再是一个地方性的商业家族，而是成为最顶尖的商业家族了。

    不过今天两人讨论的，不是票号的事情。

    范宽将一份请愿书递给了范宝贤。

    《请开征山西商税请愿书》。

    范宝贤翻到最后，看到请愿书最后的几个签名，这些都是范宽联络山西籍的官员、富商，看完之后范宝贤陷入到思考中。

    历朝历代，怎么会有请愿朝廷征税的事情？

    可当范宽提出来的时候，范宝贤当这个同族弟兄疯了，可等到范宽把道理讲清楚，范宝贤又犹豫了。

    看到范宝贤依然犹豫，范宽说道：

    “族长，您在山西、京师、直沽都待过了，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”

    范宝贤这些日子所见所闻，确实给了他极大的震撼。

    最大的区别，就是京师和山西，在对待商人态度的差别。

    大同范氏，是山西最大的商人家族，可大同范氏在山西是没有多好地位的。

    范氏的祖宅都用的最普通的土墙，用的也是普通百姓家里的青瓦，只有范家大院内才敢用上豪华的装饰。

    就连大同范氏祭祖，也不敢有任何的僭越，用的都是普通百姓规格的祭礼。

    大同范氏这么低调，也是有经验教训的，多少家族因为露富被官府盯上，最后家破人亡的。

    大同范氏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从范宝贤担任族长以后，派遣范宽这样的山人结交京师权贵，又努力和山西的官府、藩王搭上关系，总算是在几次政治风波中屹立不倒，将范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。

    范宽说道：

    “商人只有纳税，才能有地位，京师和直沽的商人照章纳税，就算是官府中人也不敢随意欺凌。”

    范宝贤微微点头。

    京师直沽对商人态度的改变，这其中的变化十分微妙，并不是官府的几句口号，苏泽的几篇文章，或者朝廷的几道政令改变的。

    用范宽的分析，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。

    最大的原因，是官员政绩的变化。

    在朝廷开放海禁，又在京师征收商税以后，增长最快的市舶税和商税，就成了官员考察的关键指标。

    比如林秉正这样的机敏官员，很快就发现了商税征收作为政绩考核的特殊之处。

    各县的官员，其实都是横向对比的。

    横向对比的意思，就是县令政绩优劣，大部分都是同府下的县令竞争。

    以往考核的第一件事是田税。

    田税征收是头等大事，但是大明已经建立几百年了，能够收的上来的田税早就收上来了，收不上来的田税也早就放弃了。

    同府各县的情况差不多，在田税上出彩的难度很大。

    剩下来的劝农课桑，教化百姓，整肃民风之类的指标，都是非常务虚的，很难量化考核、

    这时候，商税出现了。

    也不知道是户部故意的，还是说自然而然的结果。

    顺天府作为商税和新吏改革的试点地区，迅速就将商税征收和官员考评挂钩。

    商税增长是可以量化的指标，也是最容易考评的项目，毕竟谁也不会为自己的政绩，自己往国库里交银子的。

    而随着这种官员政绩考察的风向变化，顺天府各县衙门对于工商业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。

    在严征商税的同时，官府也开始意识到，要留住能提供稳定税收的工商业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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